港澳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依然严峻复杂，有了制度保障并不等于是万事大吉。如果不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，那么制度就是一个摆设、毫无用处。新形势下如何用实际行动把“爱国者治港”“爱国者治澳”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，不仅仅是爱国者治港治澳的主体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，也是所有从事港澳研究的专家学者需要回答的时代问题。